金元时期，许多著名的养生家和医家，总结前人经验，提出了许多养生新见解。最具代表性的有刘完素、张从正、李东垣和朱震亨，被称为金元四家。
刘完素主张养生重在养精气
刘完素总结古老长寿者的经验，提出“省约俭育”是“却老全形，身安无疾”的重要论述。所谓“省约俭育”即现在称的节制生育。因为多生多育耗伤人体精气，精气亏损是人衰老的主要原因，要抗老健体就得爱护精气。所以他说：“体者精之元也，精不欲竭”，“精之处无得而夺也”。可见，刘完素是从惜精保精可以健身防老来谈节制生育的。刘完素从精与气的角度阐述养生的机理，使人们明白各种养生术能健体延寿的物质基础就在于精和气。刘完素在王充提出人之寿夭在于“先天禀赋”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主性命者在乎人”，“修短寿夭，皆人自为”的思想。这种“人主性命“说，说明只要发挥摄养的主观能动性，就能达到延年益寿的境界。他重视气、神、精、形的调养，但尤其强调气的保养。对于养气方法，他认为当从调气、守气、交气三方面着手，这种调养之法可起到舒畅阴阳，灌溉五脏，调畅气血的作用。
张从正提倡祛邪扶正
张从正主张用攻法防病治病，认为祛邪之所以能扶正，是因为邪去则正气自安，反对唯人参、黄芪“为补”的狭隘观点，他还提出“养生当用食补，治病当用药攻”（《儒门事亲》）的主张。他的养生保健的思想核心是“君子贵流不贵滞”的观点，并指出调饮食、施药物、戒房劳、练气功等方法。
李杲注重调理脾胃
李杲认为促成人之早夭的根本原因在于元气耗损，他说“人寿应百岁，……其元气消耗不得终其天年”（《兰室秘藏·脾胃虚损论》，而“元气之充足，皆由脾胃之气无所伤，而后能滋养元气”（《脾胃论·脾胃虚实传变论》）。这说明调养脾胃之气，维护后天之本，是防病抗衰，延年益寿的一条重要原则。调养脾胃的方法主要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调节饮食护养脾胃。他认为“饮食不节”是酿成内伤的一个重要原因，“饮食自倍，则脾胃之气即伤，而元气亦不能充，则诸病之所由生也”。李杲以顾护脾胃而益寿延年的精辟理论为养生别树一帜，另辟一途，为后世实践所肯定。
朱丹溪强调阴气保养
朱丹溪在倡导“相火论”的基础上提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学说，并一再强调阴气“难成易亏”，因而在治疗与养生上，都主张以滋阴为主。围绕保阴精，强调顺应四时以调养神气；饮食宜清淡，以免升火助湿；节欲保精，以防相火妄动。并为此而著《色欲箴》以戒众人。在老年病方面，认为老年阴气暗耗，相火易亢炎为害。故养老大法，在于防止相火的亢极。此外，朱氏对防病于未然的养生理论和方法也有所论述。
综上所述，金元四家的学术观点虽异，然皆崇尚养生。尽管他们所研究的专题各有侧重，所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但等到合流之后，终于汇集成比较完整的养生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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