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在医药传承中的地位与作用——以少数民族地区原始“另类”医药行为为例》一文已拜读。你不嫌其俗、不避其短，认真收集整理这方面的资料，深感钦佩。
传统医药的童年都经历过医巫不分的阶段。甚至可以这样说，在一个生产力水平很低、民智开化程度不高的社会中，巫居于(或占有)文化上层是必然现象。在那时，医仅是巫的一种职能。中国古代的三教九流中，医是和卜巫放在一起的。对此，我们后人不必惊异，不必回避，更不必为古人惭愧。
问题在于随着社会的发展，医分化了出来。巫者之医术，也趋于专业而愈益有效。故司马迁《仓公扁鹊列传》中讲到扁鹊声明“六不治”，其中之一是“信巫不信医，不治”。这可以视为中医脱离医巫不分的标志，也是中医学作为独立学科、扁鹊(秦越人)作为古代专职医生的标志。
但你目前研究的这个问题，基本上尚属于“民俗学”范围。从医巫不分状态中总结民族医学的早期历史，发现巫者之医的“合理内核”，尽管可能被疑似为鲁迅先生批评之“屎里觅道”；但从源头处疏理医药文化的长河，实乃不可逾越的早期工程之一。
因此，我支持你继续将这个课题坚持研究下去。我相信，古代的“巫中之医”可能为今人所不屑，而现代的“医中之巫”又何其相似乃尔!任何一个时代对事物的认识常有不足，有时要等下一代或下几代才能看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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