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良春今年97岁，高大的身驱，略微驼背，声音因为讲课过多有些沙哑，时不时地咳嗽几声，但仍然精神矍铄，耳聪目明，思维清晰，笔耕不辍，传道授业解惑。
从拜见朱良春，参观南通良春中医医院，以及与朱良春家人的交谈中，他的形象在我们心目中更加清晰、更加丰满和高大。朱良春不仅是一个医者、学者、师者、长者，更是一个仁者、智者，是中医药事业的领航人、传承者、发扬者。
自上世纪40年代动荡中办学，学费“两担米”，到此后数十年来，提携后学，固守“经验不保守，知识不带走”的信念，以及发掘“三枝花”的一技之长等，还发现、培养了一批批人才，体现了朱良春无私、博大的胸怀，慧眼识英才的胆识，甘为人梯的奉献精神。
对于我们这几位素昧平生、冒昧来打扰者，朱良春及其一家也会热情接待、详细介绍、无微不至关心，深深体会到了朱良春和家人的厚德、善良。
在朱良春诊室、家中，墙壁上挂满了各界名流、亲朋好友、学生、病患题写的各种赞誉之词，如“为大医王，善疗众病”、“大德必得其寿”、“厚德载福”等，都是朱良春辛勤耕耘、体察悟道、终身求索、诚实待人的真实写照。
“每日必有一得”是朱良春近70年来学习、研究中医的座右铭，在这种信念的支持下，数十年如一日，艰苦学习，勤于临证，不断总结，善于发现，明察体悟，才有了一个个闪亮的火花，一套套学术思想的形成，点点滴滴临床经验的积累，各种临床行之有效的方药的问世，一例例治验的病案，一本本记载行医心得的书籍的问世，终于成就了一代国医大师。
朱良春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首倡辨病与辨证相结合，“辨证是绝对的，辨病是相对的”，“肯定或否定‘病’和‘证’的任何一方，都是片面的，不完善的。”对于急性热病的治疗，提出“先发制病”的观点，不要囿于卫气营血的顺序。“非典”期间，运用这一理论，采用表里双解或通下泄热法，在香港、广州取得了较好的疗效。唯其对中医药理论精准、深邃的理解，病因病机全面、细致的认识，才能有如此雄才大略。
朱良春对舌苔两侧“白涎”是胃病的体征，肝炎病人眼睛血管的色泽、扩张、弯曲与肝炎病情相关的观点，为中医诊病提供了客观体征，验证了中医“有诸内，必行诸外”的真理。
“益肾蠲痹丸”、“复肝丸”、“痛风冲剂”等验方及20余种院内制剂，无一不是朱良春“善学当如食鸡跖，解经直欲析牛毛”严谨、踏实、求真治学精神的产物。
朱良春还在南通良春中医医院建立有“南通良春虫类药展室”，陈列、保存完好的约有百余种虫类药，是朱良春在从医的数十年中逐渐收集、储藏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只闻其名，或熟视无睹，甚至不知为何物的药物，如石龙子、独角兽、蝼蛄等。每一种动物都注明中英文名、来源、动物分科的归属、药用部位、产地、功用以及炮制方法。朱良春在虫类药的研究方面所花费的心血，由此可见一斑。
朱良春临证喜用、善用虫类药，在内科杂病、疑难病等的治疗中取得了良好的疗效。其在上世纪70年代末撰写的《虫类药的应用》，是广大中医药院校师生、临床医师，学习、研究、应用虫类药的范本，也是继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后，系统、详细论述虫类药，并且实物对照的第一人。朱良春此举，为虫类药的进一步研究开发，以及虫类药品种的确认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朱良春不愧为“虫类药学家”，也无怪乎人们称其为“五毒医生”。
朱良春的理想都实现了：办学校、办医院、教书育人、研制药物、著书立说、治病救人，其实朱良春更希望中医药学继续发扬光大，能在后辈们的努力下继续传承下去。
愿朱良春大师寿颂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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