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意义和文化意义的中医学

李经纬先生治中医史，凡50余年，他在中医医史研究上堪称泰斗。中医一贯很少谈史，尤其是理清学科发展脉络的历史，更是罕见；但如果不谈历史沿革，一门学科就难以立足。中医又经常强调自身的悠久历史，借此证明自身存在的合理性，而涉及社会变迁、科技发展、气候发展，具有历史观念的中医学科合乎逻辑、理性的发展梳理却付之阙如，这就很难取信患者和学者。
中国人自古有治史的传统，档案管理和文献整理比其他古国严整有序。在学科史方面，天文学史、地理学史、职官史、制度史，因为与政治息息相关，历代整理都颇为系统；但因为我国古代历史是以政治史为核心，艺术史、建筑史和科技史就是近代才发展起来，依赖于考古和考证较多。医学史虽然资料众多，文献丰富，但正史中缺乏专史，因此中国医学史的研究，也是近代才开展起来。因此研究中医史的起始点也有很大争议，一些以文献证史的学者坚持中国特色的医学只有2000多年的历史；而李经纬先生将公元前1700年伊尹发明汤液，视为中医要事的第二位，而陶器的发明为汤液创始提供了物质的基础。汤液不仅构成了中药的最重要的形式，而且煮食和饮热水的习惯从此流传下来，成为中国人饮食和用药习惯区别于其他国家民族最大的不同。中国古代人寿命一直较西方人长，很大程度得益于此，现代国人煮食的习惯仍然比西方烤食的习惯有益健康。
李经纬先生治中医史有独特优势。首先，要了解古代科技史，就必须接受现代科学训练，李经纬先生毕业于西安医科大学，有较为严格的医学训练。其次，要治中医史，就必须享有丰富的第一手文献，并且善于从中发现有价值的精华，李经纬先生组建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史文献研究所、中国医史博物馆，具有丰富的文献、资料整理经验。第三，要保证历史观不偏颇，与时俱进，必须经常接触学术一线的研究成果。李经纬先生长期担任《中华医史杂志》总编辑，信息渠道畅通，因此可以随时吸收医史研究成果，此次2015年修订版比起2007年初版的大幅改动，就可以说明作者和国内中医史整体研究水平的进步。
从内容上说，李经纬先生掌握了最丰富的中医史资料，因此能够在1年内完成初稿。然而，资料整理的方式更像是传统的汇编，还有大量的后续工作需要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跟进。例如，从疾病尤其是瘟疫传播史方面，该书介绍了葛洪的《肘后救卒方》记录的天花流行情况、狂犬病防治情况，却缺乏对这些疫情的梳理；从气候史方面，三国、晚明两大寒冰期都曾经导致大规模疫情暴发，导致千万人以上因病去世，从而改变历史走向，并且促进医疗的重大变革，这方面规律探求还较少；从少数民族医疗史方面，作者和藏医研究者是好友，因此论述非常细腻有序，但其他民族乃至其他国家的医药对中国的影响，虽有一定篇幅，但尚不成系统。
总之该书代表着中医学留下的丰厚遗产，在整理资料方面功不可没，希望能有更多后学反复钻研，将中医史学作为显学，挖掘其文化和社会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