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又可著《温疫论》，开温疫学证治之先河，对后世一代又一代的温病学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如清代医家杨栗山在《伤寒温疫条辨》自序中说：“一日读《温疫论》，至伤寒得天地之常气，温病得天地之杂气，而心目为之一开。”吴鞠通在《温病条辨》自序中说：“……检校《四库全书》，得明季吴又可《温疫论》。观其议论宏阔，实有发前人所未发，遂专心学步焉。”达原饮方也成为后世医家笔下的常用方之一。
但越是名方，使用频次越高之方，暴露问题也会越多。于是，后世医家从正、反不同角度对该方作了许多评说。清代医家张璐在《张氏医通》中指出：“余尝以此治疫疟、时疫，糜不应手获效，总藉以分解中外寒热诸邪之力耳。”由治疫扩展至治疟，对该方作了临床上的肯定。
清代医家张秉成在《成方便读》中指出：“合观此方，以之治伏邪初起者甚宜，似觉治瘟疫为未当耳。”吴又可笔下的温疫初起即为邪伏膜原，具有伏邪性质。如此评说，在于未读懂《温疫论》。但也从另一个侧面提醒后学者，达原饮方可以治疗伏邪，但不可以普施于温疫。
清代医家吴鞠通在《温病条辨》中指出：“至若吴又可，开首立一达原饮，其意以为直透膜原，使邪速溃，其方施于藜藿壮实之人之温疫病，容有愈者，芳香辟秽之功也。若施于膏粱纨绔及不甚壮实人，未有不败者……岂有上焦温病，首用中下焦苦温雄烈劫夺之品，先劫少阴津液之理！”作为一代温病大家，只懂外感温病，不明伏气温病，且泥于自创的三焦辨证之中，也只能如是评说。但提到用方时当注意患者的体质，尽管不可拘泥，但可供后学参考。读近代医家冉雪峰《八法效方举隅》时，见有如此评说：“鞠通‘条辨’始银翘散，又可‘温疫论’始达原饮，二吴学术致力之点，可由此得其大凡。”品味这句话，可谓知二吴者。
民国医家张锡纯在《医学衷中参西录》中指出：“北方医者治温疫，恒用吴又可达原饮，此大谬也。达原饮为治瘟疫初得之方，原非治温疫之方也……方中以逐不正之气为主……是以用此方治温病者，未有见其能愈者也。且不惟不能愈，更有余初病时服之，即陡然变成危险之证者，此非愚之凭空拟议，诚有所见而云然也。”
此非达原饮误后医，而是后医误达原饮也。达原饮只治邪伏膜原，只为透达膜原而设。邪未伏膜原不可用，邪离膜原也不可用。事实上，吴又可治温疫，也多用承气汤、白虎汤等方。
晚清医家柳宝诒在《温热逢源》中指出：“若系暑湿浊邪，舌苔白腻者，用达原饮甚合。若伏温从少阴外达者，则达原饮一派辛燥，既不能从里透邪，而耗气劫津，非徒无益，而又害之矣。学者当细心体认，勿误用也。”
方以治证，达原饮针对秽浊之邪，若阴亏津耗无秽浊之伏温，自在禁用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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