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中医救护医院

中医的急救方法独具专长，疗效确切，并非一些人所误解的那样，认为中医只能治疗慢性病而不能用于急救。抗战时期，中央国医馆与赈济委员会合作建立的中医救护医院，是我国近代第一个公办中医急救医院。

建立中医救护医院

1937年8月，日本飞机轰炸南京，军民死伤甚多，下关难民伤亡尤惨。而当时缺医少药，只能眼看着那些无医药可治的伤兵难民死亡，而且还很容易导致瘟疫蔓延，军心民心惶惶。

时任赈济委员会委员长的朱庆澜与国医馆馆长焦易堂磋商，在南京老虎桥设立中医救护医院，下关热河路设第一诊疗所，为大江南北的抗日兵民治病疗伤。由陈果夫、陈立夫、彭养光、饶凤璜、陈郁、张锡君、黎剑虹、焦江定等组成董事会，焦易堂任董事长，朱庆澜任院长，张锡君、饶凤璜、黎剑虹任副院长（《中医救护章则摘要》）。

中医救护医院由赈济委员会与中央国医馆会两方资助，其中赈济委员会每月资助5000元。救护医院主要采用中医药治疗疾病和内外伤，兼用新式器械进行救护工作，以向参加抗战的伤病兵民提供服务为宗旨。

医院每日由中医师轮流前往义诊、施药，内科名医有邹云翔、隋翰英、周柳亭、沈仲圭、黄坚白等，外科名医有虞尚仁、薛子仁、钱仲谊、王君毅及鲁道南等。起初，收容由上海转至南京的伤病官兵共八九百人；3个月后，住院人数增至数千人。“举凡切伤、刺创、擦伤、裂创、搔创、枪创、弹片创等，经本院伤科医师治疗，获效既众且捷。尚有一部分负伤官兵，于秋阳烈日之中，或受湿热之郁蒸，兼发痈疽疔疮者，为数亦颇多，皆均应用中药而臻全治”（《赈济委员会设立中医救护医院工作报告书》）。南京失守后，奉命后撤，所有伤病官兵，移交战地后方医院治疗。

焦易堂率领部分人员赶赴重庆后，于1938年3月成立中医救护总院，院址在重庆大梁子，院舍宽敞，每日门诊逐渐增加，最多时内外科达一千余号。贫病难民，受惠实多。且与西医院交换难于医疗之病人，互相为之治疗，而痊愈者颇多。又在重庆设立中医医务人员训练班，训练人才，并于重庆郊区设立中医诊疗所18处，每所医师2人、护士2人，以利疏散至郊区的民众就医问药（《抗战期间的中医救护医院》）。

中医救护总院设有医疗研究委员会，聘张简斋、胡书城、蓝伯熙、时逸人、饶凤璜5人为委员，于每星期三举行例会，讨论本市或他处流行性病症之特效药方及预防方法、本院发生奇异或疑难病症之治疗方法。除此之外，医院临时发生危险病症随时会诊或开会讨论。医疗研究委员会汇集传统中医个人经验，发挥集体智慧，开合作之风，大大提高了临床疗效。

中医救护总院除具有门诊、送诊、住院治疗、家庭顾问、机关团体学校卫生顾问等职能外，还经常对抗日军队、贫苦群众送诊赠药，在社会上影响很大。

更名中医救济医院

1939年1月，中医救护医院在重庆磁器口改组为中医救济医院，负责难民及市民的救济医疗事宜（《赈委会设中医救济医院》）。医院设有病床200张，设备措施一如西医医院，并“聘饶凤璜为院长，陈郁为名誉院长兼会诊委员会主席。遇有危险病症，得临时集合各中医会同诊断，救治严重病人颇多，一时军民称便”（《中华医药学史》）。据统计，“自一月一日起，至五月三日止，门诊病人各科合计共三千八百三十一人，住院病人二百二十九人”。重庆“五三”大轰炸后，即于5月4日将住院病人迁往北碚石墙院继续治疗，并由沈仲圭担任院长，“自五月四日起，至九月底止，门诊病人四千八百二十六人，住院病人一百九十九人”（《赈济委员会抗战时期社会工作报告》）。

中医救济医院在北碚投资一万多元，修建房屋六十余间，设有内科、外科、骨伤科、助产室、中药房、中药制剂室、药方配置处等科室，住院病室共计18间，有床位74张。医院工作人员（包括各诊疗所）共计80人左右，所有经费开支由赈济委员会拨给，年支出八千至一万元。聘请了一大批国内著名的中医师，如张简斋、邱啸天、邹云翔、王伯岳、黄坚白、黄养民、许锡彦等。诊断疾病除望、闻、问、切外，还应用西医的化验手段，对血、尿、粪、痰、脓等进行化验诊断。药方配置处专门研制各科中药方剂，曾制成治疗伤寒、霍乱、痢疾等各种传染性疾病的特效药，并向全国推广。

鉴于当时医药昂贵、贫病者多无力就医的实际情况，除医院总部外，还在重庆夫子池、南岸下新街、青木关、山洞、歌乐山、沙坪坝、姚家湾等处增设诊疗所各一处。1940年响应全国慰劳总会的号召，在通远门、小龙坎、菜园坝、黄桷垭、宝盖寺等处设立了义诊处，凡抗日人员及家属凭全国慰劳总会发给的证书免费就诊。还在北碚设有施诊处，凡确系贫困者可在门诊治疗，若需住院，可由赈济委员会或患者所在机关团体出具证明，免费进行治疗。

1942年，奉赈济委员会之命，中医救济医院与重庆施诊所合并，易名为“北碚中医院”。抗战胜利后，因医院名称有“北碚”二字，被认定为地方性质，未能迁回南京，而是交与北碚管理局。1946年，因经费无源被迫停诊（《赈济委员会北碚中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