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是宋代陆游所作《冬夜读书示子聿》中的名句，意思是从书本上学到的东西总感觉肤浅，要想真正弄懂还要靠自己的亲身实践。这句话强调了亲身实践的重要性。古今中外科学家的成功无不是亲身实践，我国古代许多医药学家也是如此，李时珍和赵学敏便是其中的卓越代表。
李时珍（1518年-1593年）是我国伟大的医药学家，其著作《本草纲目》规模之大超过了以往任何一部药物学著作，被称为“东方医学的巨典”“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该书的成功不仅取决于李时珍阅读了丰富的相关著作，更得益于他大量的亲身实践。
李时珍23岁随父行医，正式开始了他的医学实践。当他发现以往的本草著作颇多谬误和缺陷，以及许多新增药物在前代本草著作中未有记载，便决心重写本草。为了能得到太医院的支持和获得更多的修书资料，他想方设法进入了太医院。在太医院，李时珍不但阅读了大量医书，而且对经史百家、方志类书、稗官野史等书籍进行了详细阅读，涉猎之广可见一斑。在撰写过程中他发现，古人书籍里记载的许多药物的形状和生长情况往往模糊不清，有的甚至互相矛盾，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深入实践，亲自进行实物考察。
在考察中，每遇有不认识的草药，李时珍就向当地居民请教，如从药贩子那儿买的“白花蛇”和药书上描述的大相径庭，真正的白花蛇是什么样的呢？李时珍便跟当地人亲自上山捉白花蛇，将其与药书上的描述对照，以确定正误。为寻找曼陀罗，他跋山涉水，最后在武当山发现了它；为了验证“笑采其花酿酒饮，令人笑，舞采其花酿酒饮，令人舞”的记载是否真实，他喝下了用曼陀罗花浸泡的药酒：“饮酒半酣，更令一人或笑或舞引之，乃验也。”并记下了“割疮灸火，宜先服此，则不觉苦也”的真实感受。为验证大豆的解毒效果，他又做试验：“予每试之大不然；又加甘草，其验乃奇。”这个试验证实了单独使用大豆是没有解毒作用的，需加上甘草才有良好效果。再如对豨莶草（猪膏草）的观察：“尝聚诸草订视，则猪膏草素茎有直棱，兼有斑点，叶似苍耳而微长，似地菘而稍薄，对节而生，茎叶皆有细毛。肥沃一株分枝数十。八九月开小花，深黄色，中有长子如同蒿子，外萼有细刺粘人。地菘则青茎，圆而无棱，无斑无毛，叶皱似菘芥，亦不对节。”可见其观察之细致。如此之例在《本草纲目》中俯拾即是，既表明李时珍对实地考察的重视，又说明他实地考察取得了诸多成效。
李时珍野外考察的足迹不仅踏遍了蕲春以及湖北的角角落落，而且遍布江西、江苏、安徽、河南等省的山山水水，走过了数万里路，请教了数万个人，记下了数百万字的笔记。正是他大量的文献阅读和艰苦的亲身实践，为《本草纲目》的撰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换言之，如果没有李时珍的“纸上得来”和“躬行此事”，就不可能会有《本草纲目》的巨大成功。
清代赵学敏(约1719年-1805年)是继李时珍之后又一个著名的医药学家，其《本草纲目拾遗》是继《本草纲目》之后药物学的又一集大成者。赵氏酷爱医学，“读书自《灵》《素》《难经》而下，旁及《道藏》《石室》；考穴自《铜人内景图》而下，更及《太素》《奇经》；伤寒自仲景之外，遍及《金鞴》《木索》。本草则《纲目》以外，远及《海录》《丹房》”。他又阅得邻人“所藏书万余卷”。由此可见，赵学敏阅读医书之多、医药知识之广。不仅如此，赵氏也特别注意实践：其一，他开辟出一块土地，称之为“养素园”，和弟弟亲自在园里种植药材，观察药物的生长状况。如《百草镜》中记载一种具有消肿止痛作用的药物“落得打”“八月开花，苗叶如菊艾”。为弄清“落得打”的外形和效用，他亲自栽培并仔细观察，结果发现“叶子细碎如蒿艾”。后来他还用该药为女佣治好了瘀血证，验证了其实际功效。其二，向走方游医求教。走方铃医赵柏云颇有水平，赵氏便“录其所授，重加艾订”；他还多方请教于“某仆”“某妪”“山村人”“土人”“渔海人”“辛苦劳碌人”等。如西溪吴氏家次子有病，“有老妪教以用开展凤毛，即翠云草也，捣汁涂上，一夕立消。”又如他听僧人鉴平说，小将军草治疗肿如神，便“亲试神验。”正是因为赵学敏的躬身实践，才使《本草纲目拾遗》收录了《本草纲目》未收载的716种新药物，而且订正了《本草纲目》中的部分错误，对研究明代以来药物学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李时珍和赵学敏在治学上既重视前人成果又重视社会实践的做法，是我国古代医药学家优秀治学品质的集中体现，这种做法值得我们当代每一个医药学工作者继承、弘扬和学习。
李时珍、赵学敏为代表的我国古代医药学家为完成著述所进行的工作尤其是大量的野外实践充满了艰辛，这正如冰心先生所言：“成功的花，人们只惊羡她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她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他们的成功告诉后人：治学不仅要“读万卷书”更要“行万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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