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信《古今医鉴》中设《明医箴》和《庸医箴》专篇，用对比的方法提出对医生的道德规范，他要求明医做到“心存仁义、博览群书、精通道艺、惟期博济、不炫虚名、不计其功、不谋其利、不论贫富”等，尖锐批评庸医“妄自矜夸、以欺当世、炫奇立异、模糊处治、希图微利、误人性命”等不良行为。龚廷贤《万病回春》中的《医家十要》、《病家十要》、《人道至要》，《寿世保元》中的《延年良箴》，《鲁府禁方》中的《延年廿箴》、《劝世百箴》等，精辟地论述了医学伦理学、医学社会学的诸多问题，倡导和谐的医患关系，把对医生提出的医德要求和道德规范具体化、条理化，成为我国古代重要的医德文献。
李梴的《医学入门》为了继承发扬优秀医德医风，特撰《习医规格》一文附于卷末，对习医者提出素质、品德、知识、技能等方面要求。认为“医司人命，非质实而无伪，性静而有恒，真知阴功之趣者，未可轻易以习医。”要求医生对待病人应敬重谨慎，诊病用药要潜心仔细，取索报酬应轻利仁廉，并列举了七种对患者“欺”的不道德行为，提出“不欺而已矣”的行业道德要求，认为“欺则良知日以蔽塞，而医道终失；不欺则良知日益发扬，而医道愈昌。”把医德和医术的兴衰紧密联系在一起，是一篇医德教育的范文。
宋代医家陈自明“留神医药，精究方术”，看到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妇女倍受疾病折磨，于是摒弃“宁治十男子，不治一妇人”的陈年陋习，甘愿做一名“带下医”。他在《妇人大全良方》中说：“至灵者人，最重者命。”所以在处理妇人生产难题时强调“生产之间，性命最重”，把母子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元代名医危亦林怀“活人济世之心”，冲破传统保守思想的束缚，毫无保留地公开危氏自高祖以下五世所积累的验方秘方和自己创立的治疗新技术，以一个医学家的宽广胸怀，无私将秘方奉献给民众，造福于千世万代。
清初喻嘉言不仅医术超群，且医德高尚，他在《医门法律》中强调：“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怒斥庸医“心粗识劣”、“不学无术，急于求售”、“以人之身命为尝试”、“草草诊过，用药无据，多所伤残”等等的恶劣作风，而特设医律近百条，告诫医者应明律行医，免为医之过失。他爱病人胜爱于己，“昌于此道，无他簸箕，但自少至老，耳目所及之病，无不静言微心，呼吸与会，始化我身为病身，负形而立，而呻吟愁毒，恍惚而来，既化我心为病心，尚见其生，实欲其可，而头骨脑髓，捐之不惜”。《寓意草》中记述了多例喻昌为病人亲自守护、煎汤喂药的案例，如“辨咫旭乃室膈气危证用缓治法而愈”案，勇于向病人负责，由于他“全神照应，药必亲调”，患者转危为安。清代谢星焕医德高尚，他家兼营药铺，每年从端午至重阳都要自制时令成药“金不换正气丸”布施于人，对无钱看病买药的贫苦患者，则一概不计酬金，受益者不计其数。他们为后世树立了光辉的医德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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